民主的诗意表达

2015-10-07  来自: 九三学社青海省委 浏览次数:392

    追求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贯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现代意义上的“民 主”一词是舶来品,然以人文精神为内涵的民主思想,中华民族自古有之。回顾中国思想史,民主思想如星光闪烁。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进千古文章,古代士大夫们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孜孜追求精神撞击着华夏子孙的心灵。  

   一、人文精神:民主思想的摇篮

    中国思想史上,以追求生命的尊严和人的主体价值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是我国民主思想的摇篮。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存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思想方式、情感追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总和。

    《易传•贲》卦中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人文”一词:“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程颐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伊川易传》卷二)。《易传》中“人文”的含义是指向对人的关怀,即顺应人道,以化成天下。这与所谓的礼仪制度、道德规范和文德教化是有一定的差别。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不是道德价值本身。在人文精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是以善恶为标准,对人的品行做出的判断。但是作为其基础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超越问题层面,具有终极关怀的性质。

    道德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向等功能。与政治、法律、艺术等意识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没有人文精神,道德关怀失去根基;没有道德关怀,人文精神难以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在对人的关怀基础上,强调道德的意义。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要求人的道德修养,这是符合实际的。一个拥有基本人文素养的人,必然有着相应的道德观念。

    先秦是我国人文精神的构建期,先秦诸子从不同学派的哲学思想出发,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庄子的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哲学,他思考人如何更好地、更有意义地活着,这是中国第一次从哲学层面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人文精神所关注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庄子希望人们能够放下自我的执着,打破物我之分,自由而诗意地活着,于是他提出了“齐物论”的观点。庄周梦蝶的寓言实际上在说明人也许在蝴蝶的梦中,蝴蝶也许出现在人的梦中,二者没有明显的界限,打破界限,放下自我,世界无限开阔,生命获得无限自由与诗意的空间。

    与庄子所不同的是,孔子提倡“仁”和“礼”的思想。“仁”为核心,“礼”为实现“仁”的方式,即是规范。人有仁心,懂得爱人,就会懂得忠恕之道,以此成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就人文精神的终极意义而言,孔子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固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孔子终身推行的“仁爱”思想,体现出他对普通民众的关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从一件细小的事情上,即可以看出孔子对生命的重视。《论语•泰伯》中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说的一段话,足以体现孔子高尚的人文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孟子的思想中,人文精神表现为对自我生命尊严的维护。尤其孟子人格中那种独立自尊、蔑 视权贵的精神以及大丈夫风范对后世文人精神的塑造影响极大。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这些文句,我们可窥孟子追求自尊、自强,不趋势,不媚俗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志。

    无论是老庄还是孔孟,他们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在当时具有启蒙作用,对后世更有昭示意义。中国文化的建构、民主精神的孕育,与他们的思想密切相关。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孔孟思想有维护血缘宗亲等级社会的背景,那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思想,它们的局限性也就十分明显。

   二、民本思想:人文精神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诉求

    民本是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而民本思想是在人文精神的滋养下产生的政治理念,它是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君民关系政治模式中的伦理反映。

    “民本”与“民主”不同,“民主”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物,是一种极具先进性的政治理念。我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有所区别。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为自己做主。而民本是要求统治者安民爱民,主体是统治者,民是被安抚的对象,是客体。二者也有逻辑的关系,民本在发展中,孳生出民主的诉求。

    民本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尚书•夏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我国文学中记载关于民本思想的最早文献。周代要求统治者有好的善德,视民如子,如《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之“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这些可视为民本思想的萌芽。

    先秦诸子对民本思想的讨论各有侧重,但指向一致,即包含着早期民主因子的政治要求。老庄倡导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对民的尊重,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要求统治者若要治民,先治自身。“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政者若能顺其自然,不去做过多的限制,使人民沐浴在乡野间世代相传的民风民俗中,自在而快乐地生活。

    孔子追求的民本思想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孟子则强调得民心而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孔孟的思想在后世被英明的统治者接受,唐太宗即是典范,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戎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

    倡导德治,以民为本的思想从先秦滥觞,至明代前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但其宗旨始终贯穿着儒家的教化内涵。到了明末清初,禁锢人性的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们奋起手中之如椽巨笔,向传统的具有封建专制色彩的民本思想发出挑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贽、王夫之、戴震、顾炎武、黄宗羲等。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学思想,李贽提出了“私心说”,肯定了人性及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针对三纲五常的不平等,李贽提出了平等观和个性自由说,认为“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特未知之耳。”(《李氏丛书•解老》)他主张男女平等,针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伦理提出挑战,主张寡妇再嫁,“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认为卓文君的私奔是“正获身,非失身”(《藏书•司马相如传论》)。他希望把人们从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自由。礼教从根本上违反了物情,约束了人的个性,他呼吁建构“致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模式。李贽从人性、人的自由、平等来阐发民本思想,已蕴涵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在李贽启蒙思想的引导下,涌现出了一批冲击封建教条的文化精英。王夫之直接痛斥封建教条是“人即天”的思想,他说:“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即为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读通鉴论•卷19》)“天即人”突出人的天然性和主体意识,这是民本思想由整体到个体的升华,是民本思想由整体的政治化走向个体自由的发展。黄宗羲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这含带有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色彩,他提出“我之出而士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的仕途目标。

    这些批判虽然触及封建集权专制的政治痼疾,但仍在“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小农均平思想的主导中,所以未形成全新的思想观念;由于这些文化思潮仅仅是在小部分知识精英中出现,没有在社会上发生强烈的反响,没有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席卷整个欧洲社会,它仅仅是启迪了一小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了变法维新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很小的一部分本土资源,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并没有产生创造性的影响,这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变革夭折的内因。

   三、人的觉醒: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中的诗意表达

    所谓人的觉醒,是指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包括人格尊严、人格独立、自由、意志以及人天然的情感追求,这些都蕴含着民主思想的因子,是中国文学中十分突出的主题之一,也是历代文人们追求的思想。

    陶渊明深感官场对人性的约束与对生命的桎梏,41岁彻底放弃俗世的名利,而归向心灵自由之地的田园。他的《归去来兮辞》是诀别官场的宣言,是追求心神俱自由的告白,他的《归园田居》诗歌描绘了一幅远离尘世的生活图景。《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从事农耕,是为了体验自由生活带来的感受,即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这是一种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回归田园的陶渊明却感受到生活从未如此明朗清爽,连心底都洒满月光。甚至,他愿意把这份光明舒朗的自由思想播撒到人间。

    李白的诗歌中飞扬着生命的青春,但一生不如意,以歌唱《行路难》来抒发心中的愤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在这首诗里表达了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与独立的个性,羞于如市井之流,追名逐利。在《将进酒》中,通过李白式的劝酒方式,让人感到如何活得真自我、真性情。李白的诗歌无论多么失意或者悲伤,都掩不住青春生命的底色。李白永远给人的印象是青春、朝气、自信、独立。这不仅是盛唐诗歌精神的抒写,也是中国文学中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的彰显。

    优秀的作家不仅仅关注一己之情怀,而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天下苍生,对每一个普通生命的关怀,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文学家的目光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善于发现,将常人易于忽略的生命赋予关注。龙应台先生说:文学最核心的的功能是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她把作家分成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恰如在鲁迅的《药》里,你不仅只看见愚昧,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无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中,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这就是文学最大的意义。

    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你看见,文学中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使人产生深刻的道德感,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去学习并推广的。文学、音乐艺术是我们值得坚守的梦想,人活得要有尊严,人也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这是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对当下乃至万世人心的意义。

    文学作品对生命固有的性情的尊重,就是人彻底觉醒的标志,中国文学史上追求生命自由的作品不胜枚举。在明代理学禁锢人性的沉闷时代里,汤显祖以文学形式,发出人性的呐喊。《牡丹亭》是一部极具人文精神的作品。他推崇至情以此反对理学阴影下横流于社会的伪情、假意,《牡丹亭•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现实里,《牡丹亭》以“情”抗“理”,表现出呼唤人间真情、真爱的人文情怀。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有无深情、有无真情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人现象,甚至流行尚疾癖之风。如张岱小品文《祁止祥癖》中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所谓的如祁止祥这样有疾癖的人,虽然称不上完美,但他至少葆有生命之真。在这股尚至情的思潮中流露出对理学压抑自由个性的反叛,对人的生命意义的重视。

    此外,明代文人对女性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徐祯卿在《看花铭》中,将花与美人相媲美,貌似言看花的心情,实在是对女性的态度:“名花犹美人也,可玩不可亵,可赏不可折。撷叶一片,是裂美人之裳;掐花一痕,是挠美人之肤;拗花一枝,是折美人之肱也。”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深情之笔格外关注大观园里女子的才情与品性以及命运,就他那一句借着宝玉之口道出的“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足以体现置于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自珍的《病梅馆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现代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等实际上就是对明代这一人文思潮的回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渗透着人文精神,其中闪烁着早期民主思想的光芒。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人文精神始终是支撑起文学天空的中流砥柱,如果抽去人文精神,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世界必然会坍塌。

    在今天,人文精神的确立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依旧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文精神的确立,使一个主体的人在按照生命之道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人文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整体层次的提升。国民普遍具有的人文素养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自身的层次。人文素养的层次,也关系到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景和未来命运。

    因此,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人文素养,尤为重要。甚至,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人文精神的培养起更重要的作用。(纳秀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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